□ 李小溪

2015年12月至2016年7月，笔者所在的苏仙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共11起，且大多数持卡人在立案后移送审查起诉前已归还全部欠款。通过办理上述案件，笔者发现“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存在入刑起点过低、打击范围过广，刑罚判决过重等问题，而且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司法机关过分依赖或是信赖银行方提的催收证据，给该类案件的公正处理带来了很大隐患。为此，笔者从该罪的入刑起点数额低、经济犯罪的轻型化趋势以及该类犯罪的立法完善等方面提出几点思考。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立法困惑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入罪数额偏低，是否造成该类犯罪打击面过广？200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标志着信用卡恶意透支正式“入刑”。虽然国家立法层面将本属于民事调整范畴的法律关系纳入到刑事制裁的范畴，但如何控制打击面，这就需要在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之间划定一个数额界限，确定一个可操作的分界点。高检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规定该罪的立案标准为1万元，导致刑法打击面太广。而且从司法实践来看，透支金额在10万元以下的，立案后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可以主动退回银行恶意透支的本息，这类案件嫌疑人的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性小。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量处刑罚高，是否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近年来，国家刑事立法层面对经济类犯罪的打击一直呈轻型化趋势。比如盗窃、抢劫、敲诈勒索等罪的立案标准和具体量刑标准均有提高，以我省为例，盗窃罪的“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分别提高到5万元和40万元，与之前的2万元和10万元相比，均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而现行刑法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定罪量刑与此显然是背道而驰的，首先是立案数额标准过底，只要达到1万元即构成犯罪，而贪污犯罪一般情形的立案标准也达到3万元，这显然是有失公平的；此外，如果犯罪嫌疑人透支本金超过10万元，没有减轻处罚情节的话，无论其是否全部归还所欠银行的本息，最低都要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这让人觉得量刑过高。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立法完善相关对策

从源头上规范信用卡的发放、加大对信用卡的监管力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和持卡人个人存在密切的关系，但是银行也存在监管不力的角色缺位，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该类犯罪的发生。要根治恶意透支信用卡诈骗犯罪的现状，就要从源头上着手，银行应当规范对信用卡申请人的监管。

规范银行催收方式、明确两次催收时间间隔，完善催收证据的举证方式。首先，刑法上规定的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其中的一个客观条件就是持卡人恶意透支后，经发卡银行正当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实践中，大部分银行都是采取电话和短信催收，而较少采用上门催收、公告催收等方式，从而导致司法机关在举证时面临窘境。银行作为案件的利害关系方，催收证据却由其提供，不排除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私自篡改证据的可能性。而且司法机关过度采信利害关系方提供的证据，也违背了法律的公正性。

笔者认为，银行催收要逐步改变依赖其自动催收系统并以此为证据的现状，而更多采取工作人员电话催收和上门催收、邮寄催收等方式，采取电话催收应当同程录音，短信催收要拍照固定上门催收采取留置送达的要采取拍照方式固定证据，最大程度上保证催收程序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提高入罪数额门槛，明确该类犯罪减轻处罚、免除刑罚情节。笔者认为按照现有的经济水平提高，参照贪贿案件3万元的立案标准，将“数额较大”的标准提高到3至5万元,同时加大罚金数额,在缩小打击面的同时,提升犯罪成本。

笔者建议,对于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公安机关立案后移送审查起诉前已偿还全部款息的,情节显著轻微的,公关机关可以做撤案处理，最大限度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节约司法资源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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